2025-08-04 11:34:42 
一.系列介绍
经济统计著作系列推文将深入浅出的解读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经济统计著作。除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统计著作以外，也包括国际组织（OECD、UN、World Bank、IMF、EU 等）出版的部分经济统计方法论手册和专题论文集，经济统计学主题的博士论文，经济研究机构的部分Working Paper（工作论文）。
二．著作信息
Thomas Stapleford,(2009) The Cost of Living in Americ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880–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Cost of Living in Americ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Statistics》英文原版封面
翻开任何一份现代经济报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总是最醒目的数字之一。它决定着社保金的涨跌、税级的浮动、工资谈判的筹码，甚至总统大选的走向。这个看似客观的百分比，每年牵动着美国万亿美元的财富再分配。但鲜有人追问：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又是谁赋予了它裁定亿万人生计的权柄？
托马斯·斯塔普尔福德的《美国生活成本的政治史》揭开了这个“统计学黑箱”。本书以1880-2000年为轴，展现了一场持续百年的“数字战争”：经济学家手中的公式、工会街头的标语、资本家董事会的密谈、总统办公室的密令，如何共同塑造了CPI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统计指标”。当您读到：“1943年，底特律主妇玛格丽特将土豆价格标签狠狠拍在劳工统计局桌上：‘你们的数字是谎言！’。同一周，罗斯福总统用CPI冻结了工人工资，却默许资本家涨价。”您会意识到——CPI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算术题，而是测度权力的政治标尺。
本书的颠覆性在于：它撕碎了“统计中立”的神话。当19世纪末的劳工活动家卡罗尔·赖特首次计算“一篮子商品”价格时，他删除了黑人家庭的数据；当1920年代企业用CPI削减工资时，他们故意忽略电价下跌；当1996年博斯金委员会宣布CPI高估通胀1.1%时，背后是削减千亿社保支出的算计。每一处权重调整、每一次商品增减，都是社会群体争夺话语权的血痕。斯塔普尔福德将这场战争分为三段时期：由开始的进步主义时代（1880-1930）：工会将“生存工资”概念塞进统计表格，资本家则用“自由市场”理论反攻；再到新政秩序时期（1930-1960）：CPI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技术圣杯”，却陷入“保障劳工”与“抑制通胀”的致命悖论；然后是新自由主义的崛起（1960-2000）：CPI从“社会公平调节器”异化为金融资本的工具，最终引爆“博斯金论战”。
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加速催生了尖锐的“劳工问题”：劳资冲突、工资争议与生活成本攀升成为社会焦点。传统的地方性调查无法满足全国性经济治理需求，各州劳工统计局（如马萨诸塞州）率先尝试收集工资、物价数据，但方法零散且缺乏统一标准。联邦政府于1884年成立劳工统计局（BLS），首任局长卡罗尔·赖特（Carroll Wright）提出“实用统计学”理念，试图通过数据揭示劳工生存状况，为政策制定提供“中立”依据。
然而，早期统计面临着三重矛盾，分别是目标冲突：工会希望数据证明“生存工资”不足，资本家则试图用数据反驳；方法论局限：价格指数计算缺乏权重标准（如是否包含房租、食品质量差异）；还有联邦制掣肘：州与联邦统计机构各自为政，数据难以跨州比较。赖特的妥协方案——聚焦“典型工人家庭”支出调查——虽简化了操作，却掩盖了工人群体的多样性，为后续争议埋下伏笔。
作者斯塔普尔福德提出的核心论点是：经济统计的本质是政治权力的技术化延伸。政府通过量化工具（如CPI）将复杂社会问题转化为“可计算的规则”，实现“去政治化”治理。例如：战时工资仲裁（1917）：政府用CPI调整船厂工人工资，避免罢工和新政福利制度（1935）：社保支付与CPI挂钩，将分配争议转化为公式问题。
而对于衍生出来的新问题——“客观性”背后的政治选择，则是通过CPI的构建体现，商品篮子选择：1917年调查排除移民、黑人家庭数据，隐含白人男性养家模式偏好；权重调整：1930年代新增汽车、收音机等商品，反映中产消费文化主导；以及质量偏差处理：忽略家电功能升级（如冰箱能效），低估实际生活水平提升。这些选择使CPI成为“表面中立、实则服务于特定群体”的政治技术。
第一阶段（1880-1930）聚焦的目标，是劳工改革与统计的初步绑定，州统计局通过家计调查揭露童工、超时工作问题，推动《最低工资法》。一战期间联邦政府首次将CPI用于工资仲裁，确立“生活成本调整”（COLA）机制；1920年代企业利用CPI下调工资，工会指责其忽略“体面生活标准”。
第二阶段（1930-1960）则是新政秩序下的统计制度化，BLS引入概率抽样、链式指数（Chain Index），提高数据“科学性”。CPI成为社保调整、战时物价管制的依据，奠定“统计支撑福利国家”模式；制度经济学家（如米切尔）为政府提供理论支持，强化“专家治国”合法性。
第三阶段（1960-2000）来到了全球化时代，指标霸权成为新的问题。1972年CPI挂钩社保金，年调整额占联邦预算4%（1996年数据）。博斯金委员会指CPI高估通胀1.1%，引爆“统计是否被利益集团操纵”争论，CPI从“保障劳工权益”转向服务货币政策（如美联储加息决策）。
斯塔普尔福德的研究结论剖开美国经济治理的病灶，CPI并非测度通胀的技术标尺，而是分配社会权力的政治机器。当联邦政府将数百亿美元的社会福利、税收阶梯、工资协议系于单一指数时，CPI的权重公式便成为没有枪声的阶级战场。这里埋藏着20世纪美国最隐秘的政治悖论——自由主义者试图用“去政治化”的统计工具实现社会公平，却让技术官僚获得了比国会更直接的财富分配权。1996年博斯金委员会的争论暴露了系统性危机，1.1%的CPI偏差争议，本质是劳工阶层与财政鹰派对“社会契约”解释权的争夺。当保守派经济学家以“科学修正”之名推动社保削减时，他们恰恰复制了1920年代资本家利用CPI压降工资的历史剧本，证明统计理性主义始终是权力的修辞术，而非真相的守护者。
面对这一困境，斯塔普尔福德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提出颠覆性的治理重构方案。解构统计霸权是必要之策，以多元指数体系替代CPI的垄断地位。例如为老年人单独设计医疗权重指数（65岁以上群体医疗支出占比22%，远超全美均值8%），为硅谷工程师与底特律技工建立地域化参数，甚至开发“数字游民指数”纳入共享经济消费（如Uber通勤费、WeWork工位费）。这种“分众统计”不是对精准性的妥协，而是承认不同群体经历着截然不同的经济现实。开放黑箱政治也是应有之举，要求BLS将统计决策从技术密室移至公共广场。商品篮子的增减应举行听证会接受主妇质询，质量调整模型需公布算法源代码，权重调整须经劳工-资本-消费者三方委员会投票。当底特律汽车工人能指着平板电脑追问：“为何用二手车价格替代新车测算通胀？”时，统计便从精英话语转化为民主实践。
进一步需要重构数据伦理，在算法时代重写“统计正义”原则。当亚马逊动态定价和Uber峰时溢价成为新通胀源，传统“一篮子商品”监测已然失效。作者呼吁建立企业数据强制共享机制，使电商价格流、零工经济报酬等暗数据纳入统计视野——这不仅为CPI注入真实生命力，更是对“谁有权定义国民经济”的重新确权。
作者简介
Thomas A. Stapleford
托马斯·斯塔普尔福德（Thomas A. Stapleford），美国思想史与科学史学者，现任圣母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他以跨学科批判视角重塑经济统计史研究，擅长解构数据背后的政治权力网络。哈佛大学博士（导师科学史名家史蒂文·夏平），曾任美国科学史学会（HSS）理事，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专项资助。
其研究聚焦统计技术的政治生命史，代表著作《美国生活成本的政治史》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提名，被誉“颠覆经济统计中性神话的里程碑”。他揭示劳工斗争、资本博弈与政府理性化治理如何共同锻造CPI等“客观指标”，迫使学界直面数据民主化命题——当算法决定社保金与工资时，统计公式已成当代民主的隐秘战场。
图片来源：
Thomas Stapleford | Department of History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